|
||||||||
|
||||||||
|
于凌波居士:楊仁山的學佛因緣及其對近代佛教的影響(二) |
||||||||||||
|
||||||||||||
楊仁山的學佛因緣及其對近代佛教的影響(二) 于凌波 四、金陵刻經處始末 同冶五年(一八六六),文會在南京約集了十多位同志,分別勸募,籌畫設立刻經處。在同志中發心最切的,是江都鄭學川居士。鄭居士未幾出家,法名妙空,在揚川東鄉磚橋創辦了“江北刻經處”。以后十五年間,刻印了兩千多卷佛經。 文會在南京創辦的“金陵刻經處”,也成立于同冶五年。成立之初,參與創辦者曾開會公議,有所謂二二不刻”的條例,即:一、疑為偽經者不刻。二、文義淺俗者不刻。三、乩壇之書下刻。以后數十年間,刻經處都維持這一原則。金陵刻經處刻出的第一部經書,是《凈土四經》,即《無量壽經》、《十六觀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及《普賢行愿品》的臺刊本。文會于(重刊凈土四經跋)一支中稱: “子初聞佛法,惟尚宗乘,見凈土經論,輒不介意 至于金陵剔經處,自同冶五年創立,至宣統三年文會逝世上,先后四十余年間,共刻印出了多少徑書呢?據蔣維喬《中國佛教史》所載,文會手訂(大藏輯要),共列經書四百六十部,三十三百二十卷。文會生前,經他親手校訂出版者,為數在兩千卷左右,而由刻經處流通出去的徑書約百余萬卷,印刷流通的佛像十余萬張。這下能不說是一項艱巨而偉大的成果。 文會對佛教的貢獻,猶不止此。主要在于他由日本搜求得我國唐宋古德的遺疏著述,有近三百部之多。這是我國散佚在國外的逸書,重回國內,刻印出版。這件事要由文會隨曾紀澤出使歐洲說起。 光緒四年(一八七八),曾紀澤奉朝旨為出使英法兩國大臣,紀澤函邀文會以參贊名義同行襄助。文會在英倫結識得日本真宗僧人南條文雄。南條文推是一八七六年到莢倫留學的學者之一。日本自明治維新后,佛教學者與僧侶赴英留學,接受西洋教育,攻習梵文者頓下乏人。如笠原研壽、高楠順次即、村上專精等,都是那個時代的留英學者。 文會與南條文雄結識,聞得南條稱日本有不少中國古代的逸書,就托請南條在日本代為搜購。南條不負所托,返回日本后即盡力協助。文會與南條相交垂三十年,書信往返,不曾間斷。南條代文會搜求得中國散逸佛書近三百種,南條曾謂: “明治二十四年以后,余與道友相識,所贈居士和 南絳代為搜求的經書中,如窺基的六十卷《成唯識論述記》亦在其中。如文會于(成唯識論述記敘)中稱: “有窺基法師者,奘公之高弟也,親承師命,翻譯 書贈子! 金陵刻經處雖然成立于同治五年,但是并沒有固定的“處,一址。最初,文會在南京城內的北極閣借得一片土地,蓋了一處儲存經版和佛書的場所。后來因為北極閣土地發生料紛,文會不得已把經版佛書儲存到位于南京花稗樓租賃的住宅中。這以后,文會曾到蘇州香雪?催^土地,想蓋一處永久的儲畈藏書之所,但也沒有成功。直到光緒二十三年,才在南京延齡巷,興建了“金陵刻經處”的永久處址。 南京廷齡巷的金陵刻徑處,占地二十一畝,合一萬四千平方公尺,蓋了一百二十鄉間房子,分成幾個院落。最初,文會一家人也遷入居住,留出一部分給刻經處使用。到文會臨終前,遺命把全部房舍捐給金陵刻經處。楊家后代以后分批搬走,并在南京市政府辦了產權轉移的手續。 有金陵刻經處如此廣大的土地和眾多的房舍,所以文會以后在刻經處內創辦只恒精舍,歐陽竟無在刻經處內創辦支那內學院、法相大學特科,使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,成為近代佛學復興的搖籃。 五、楊仁山對近代佛教的影響 文會曾兩度以參贊名義出使歐洲。第一次是光緒四年,隨出使英法兩國大臣曾紀澤去的。光緒六年,曾紀澤改任出使俄國大臣,文會即辭職返國。第二次是光緒十二年,貴池劉芝田出使歐洲,以文會襄助過曾惠敏公(紀澤)使歐,嫻于英法國情,堅約同行協理。文會倩不可卻,仍以參贊名義隨行。此次出國四年,于光緒十六年回國,此后文會未再出山任事,惟以刻經為職志。 光緒二十一年,錫蘭人達磨波羅居土來華,由英國傳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紹,與文會在上海會晤。達磨波羅以復興印度佛教為目標、希望得到文會的支持。文會對達磨波羅的抱負十分贊同,曾計畫訓練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,到印度去協助達磨波羅弘揚佛教,這就是他后來創辦“只恒精舍”的原因。 文會晚年二(十歲以后),追隨他學佛的弟子為數頓多,如譚嗣同、桂伯華、李證剛、黎端甫、蒯若木、孫少侯、侮顗云、歐陽漸等,是其著者。歐陽漸撰(楊仁山居士傳),稱: “惟居士之規模弘廣,故門下鄉材。譚嗣同善華嚴 光緒三十四年,文會在金陵刻經處內,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斬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——只垣精舍。只恒精舍是年冬季開學,翌年初春,太虛法師也入精舍就讀!短摯髱熌曜V·宣統元年》載曰: 一春,大師以華山之策發,棲云之慫恿,就學于南 文會門下眾多弟子中,人民國后,實以太虛大師與歐陽漸居士二人最為突出。二人同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,對近代佛學之復興發生了重大的影響。 歐陽漸,字競無,江西宜黃人,生于清同冶十年(一八七一),以優貢出任廣昌縣教諭。受同鄉桂伯華之影響,從文會學佛。后以喪母、大病種種挫折,決計舍身為法,再到金陵刻經處,任校對經書之責。越年,文會病逝,以刻經處編校相屬。時值辛亥起義,革命軍攻南京,竟無于危城中守經坊四十日,經畈賴以保全。 人民國后,競無于金陵刻經處內籌設支那內學院。民國十一年于內學院講《成唯識論》,門下學人畢集,如呂澄、王恩洋、聶耦耕、黃懺華、陳真如、熊十力等皆列入門下。梁漱溟、湯用彤亦從而問學。粱任公亦受業兼句,以病輟,報竟無書曰:“自悵緣濩,下克久待。然兩句所受之熏,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。 ” 竟無后于內學院設法相大學特種,闡揚法相唯識之學。時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,緇素兩學院遙遙相對,雖匱有法義之諍,卻帶動了近代佛學的進步。 楊仁山居上,由一段“情緣”,促成他進入佛門,于佛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。他之創辦刻經處,影響到后來各地繼起的刻經處,如北京刻經處、天津刻經處。他之創辦只恒精舍,門下人才輩出,促成了中國佛教的復興。他是近代佛教復興的啟蒙者,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宏姆斯·韋爾契教授(Holmes Welch)譽之為“中國佛教復興之父”,文會可當之無傀。 摘自《慧炬》第342期 |
請常念南無阿彌陀佛,一切重罪悉解脫! 相關資料12條(站內相關文章:于凌波居士)(五明學佛網相關文章:于凌波居士) |